读史思考：双线控制续ii，双线和王朝成本

原作时间2008-8-14 16:17

    上回书说到东方用双线控制一个“实体”，指一个军队里的单位、一个地方的权利机构、甚至一个企业，都需要两套班子，至少是形成两个人的相互监督的局面。今天继续说双线控制的问题，并会在后面一些的地方涉及到王朝成本的问题，所以“王朝成本”定义暂时不给出。
      
      我们继续分析下去。在中央权威不受挑战，也没有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这是双线控制最好的时候。从微观上的一个个具体的实体来看，这个“双线”中的一方与 另一方表面上比较“和谐”。这种和谐不是嘴上说说的和谐，而是地位、权利等几个关键领域的趋同，就是说，双线的一方与另一方在职位、收入、权利等领域，拥 有相同或者相接近的发言权，其中最根本的，是拥有相接近的权力地位。这种“接近”正是双线控制的一部分——否则一方就无法在必要时候“制衡”另一方了。

       问题也来了，维持这种模式，成本比较高。从会计成本的角度来说，维持两条线的束修、薪水、“养廉银”都是双倍的，而他们所能贪墨的需要，也是至少双倍。从 经济学里的“机会成本”的角度来说，两条线之间信息交流传递，决策议事等等，以及不可避免的任何微小的摩擦，都会导致整个体系的成本上升——尽管这个成本 不记录在会计成本里面。这里就涉及到了“王朝成本”的概念了。所谓王朝成本，就是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作的必须支出经费，在传统中华帝国，这个经费包括供养 军费，供养官僚体系的费用，兴修国家工程，比如水利、长城等方面的费用，当然，还有赈灾费用和赈灾储备金等等。

       在传统帝国的每一个地方，都需要双线控制，因此供养官僚体系的费用差不多是实际需要（或者说，相对单线控制的费用）多一倍。但其实别的内容也是要增加，因 为军事、工程、赈灾等等，也实际由官员来运作，所以这部分费用也比实际需要的大。又由于双线的相互不可避免地“内耗”，完成事情的实际效率反而低，由此造 成整个“王朝成本”都比实际需要的大。

       成本大，效率低，收益少，但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的，“王朝成本”最终落实到整个国家的居民头上——只要他们不在国家机器中，无论他们是农民、商人、二道贩 子、温州企业主、手工业者、炒股票的人的头上。他们必须付出更多税赋，才能维持两个用来控制自己的“线  ”。意识到付出过去所得，那就肯定会产生对现实 的不满。


        不满的解决有两种，第一，造反。造反的会遭到国家机器的镇压，但国家机器的镇压本身需要更高的成本——也就是更高税收来维持，而维持这个高税收，本 身就会带来更多反弹，因此又需要增加开支对付新的反抗，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过掉一个“U型”点，比如秦末明末那样，到处就会开始闹事，烽火遍地，直到王朝 终结。

       第二，还有一个不满的解决方法，就是个人试图想利益更多的地方挪动，而利益最多的地方，就是这个国家机器。那么，这个结果就整个社会能力最强的人都集中在 国家机器上，大部分人也都试图靠拢这个没有生产性，但享受着巨大利益的国家机器。历代的科举，本朝“考碗族”等等，越来越多的人拥到这个国家机器上要分一 口饭吃。简单地说，谁都惦记着花钱，没人愿意赚钱。这同样是一个恶性循环。

      再有一个问题，也与王朝成本有关，就是依靠这个国家机器的人越来越多。一方面，上面提到的想当官的人肯定越来越多，第二，皇亲国戚、八旗子弟也越来越 多，第三，为上面这两部分这些人服务的人也越来越多——尽管看上去他们似乎与一般的创造财富的阶层没有差别，但本质上来说，他们只是转移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其结果就是，王朝成本越来越大，最终崩溃。

       落实到具体的史实，我没有现成的大量数字方面的数据可以引用，不过一个几乎是公认的事实是，所有中国历代政府，在开国初期官僚人数都不多，越到后期开销越 来越大。我记得两个最典型的数据，第一，是崇祯末年，宫里太监的是10万数量级的（数量或者开销），而满清一直到康熙，太监数量（或者开销吧）只有5千，第二，根据那个“我对总理说实话”的监利县李姓人士以及《中%……国农@#村#@调@#￥查》这类书，本朝开国之时，一个村只有三个官员，一个是支书，一个是财会方面的，一个是民兵武装什么的，而当代，恐怕一个计划生育办公室里的人都比这个多了。这两个事情可能都不准，请看官自己查考吧，呵呵，我想道理是说清楚了。

读史思考：控制的单线与双线（续集i）

原时间 2008-8-10 00:36

上回书说到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各个领域的控制，包括了政治（法统），文化，经济等等，单线和双线的关系。其实题目只做了一半，今天继续，把问题贯彻到微观。

这里，微观是指为整体社会、历史的一个个小的组成部分，包括具体的一支军队，一个公司，一个农庄，一个修道院，一级政府机构或者等等之类吧。这也存在一个双线控制和单线控制的问题。

当然，这里的控制和前面一篇里的控制在意思上有些区别，因为涉及到具体的事务，包括军队、公司、农庄等等，这些“实体”（我姑且这么称呼吧），每一个都与 其他的不一样，面对的任务，具体的机能可以说是千差万别，同时，这些实体内部的情况也千差万别——更关键的是，这些实体一般都自身还能继续分成许多个次一 级的组织，这些组织的实际运作，也只有在这个实体内部的人才有能掌握，外人根本无法置喙。换句话说，实体的控制，必须是实体内部人。

但这和宏观意义上的控制会发生矛盾。在宏观方面，无论是双线或者单线，除了最顶端的国王、教皇、主席、总统等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上线”，上端的人只控 制自己的下级，却未必身处下级的那个实体中。比如，理论上说，皇帝是该国军队的领袖，但皇帝并不是军队的人，军队有自己的将领，按照上面的说法，如果皇帝 只能通过控制将领个人来控制军队。那这种控制其实是建立在军队领袖自身忠诚的基础上——换句话说，是不可靠的。因此无论是中国外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是军 队将领，尤其是直接受皇帝领导的将领的政变，西罗马后期大部分皇帝是禁卫军将军们的木偶，或者就是他们自己，赵匡胤黄袍加身，明智光秀干掉了信长（虽然他 不是皇帝），张学良绑架了中正。可见，如果仅仅是单线控制，权力地位处在某个实体之上，却并不能实际进入该实体的人（或者说另一个更高等的实体），要想控 制一个下级实体，是不够的。


东方人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双线控制，最常见的方式，以军队为例，那就是设置“监军”。监军本身是军队的一部分，参与军队的日常运行，时时了解、汇报军 队的动向。理论上说，军事领袖与监军互补隶属，互相监督，同样对上家负责，构成一个“双线”，但由于监军不参与实际战斗行动，有更多精力投入到行政等方 面，这就让“监军”更好能完成监督的工作。
同样，因为一切权力的运行说到底都是由人来完成，那么，监军在人事上更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果拓宽视野可以发现，监军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设置，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监军类职位的作用在于，有那么一个实体，实体有实体的各项具体、特定功能，但这个实 体却有两个领导，一个领导负责实体的实际运作，另一个领导可以插手实体的各项运作，包括人事——更肩负监督那个负责实体实际运作的人的行为。

双线控制的奥义在于，一旦某一个特定实体的领导人，向背叛上线，那么，他必须同时面对内部的异质的制衡力量。上峰一旦设立了互补隶属的“双线”，那么，即 使他无法控制这个实体，也能保证这个实体就算出问题，也仅仅是实体内部的内乱，而不是迅速把矛头指向上峰自身，为上峰的应对赢得信息、时间和力量上的优 势。

双线控制一个实体，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但我记得监军比较早记载是在东周，《史记·司马穰苴列传》里，齐景公任命司马穰苴为将军，率兵抵御晋、燕 二国的侵袭，同时任命宠臣庄贾监军。（穰苴曰：“臣素卑贱，君擢之闾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原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 乃可。”）往后，汉代有著名的“刺史”，就是为了监督地方长官用的，到了汉末，刺史权利越来越大，整个宋代，从“杯酒释兵权”开始，一直到莫须有杀掉岳 飞，文人地位一直高于武将，不必多说，明代，太监监军盛行，另外专门设立五军都督府和兵部钳制，满清时候，重要的位子，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明确规定定 “编制”，满人有几个坑，汉人有几个坑，都是相互制衡。当然，监军制度有失灵的时候，一旦这种双线控制出问题，那么整个帝国就有节度使割据，军阀混战等， 即便到了满清末年，东南互保，说到底还是军事和行政方面的监军都不灵了，根本没人去“监”那些地方实力派系。继续往下说，袁世凯名义上一统江山，仅仅军事 方面，内部的段祺瑞、冯国璋没监好，外面蔡锷没监好，皇帝当不成，一命呜呼，蒋中正在大陆的时候，也始终受制于地方实力派，因为地方实力派都是单线，他黄 埔系的人马进不去，最终被东北军的张少帅活捉，为丧掉大陆河山埋下祸根。

及至本朝，以俄为师，那可以说是把监军发挥到了无所不在的程度。军队有团和以上有政委、营以下有“辅导员”，罗荣桓以政委身份就能拜帅，而邓公小平最终入 主大宝，可见政委是多强的一个力量。除了政委，更关键的还有各级“书记”，无论是工厂、公社、商店、学校各层各级都有书记一系的人马，书记可以完全不懂业 务，但完全，而且随时控制懂业务的人，用外行领导内行，（也可以出现内行领导内行，但肯定书记和”长“是两条线索）——插句题内的题外话，直到中国国家足 球队——无论男女——这种垃圾地方，“队委会“都不能少，领队照样是监军。一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仍然有在一个非行政、军事方面的实体所谓”书记挂 帅“的传统。今天，在所有被被认为是”重要“的领域，包括重点国企、国有银行，所谓的”民营“银行，基金公司等等，这条线索仍然存在——尽管在经济领域我 认为是在减弱。至于说事关重大的地方各级行政、那就更不用说了，书记从来就是比”长“大。

这个就是东方的控制艺术了，用微观上的双线维持着宏观上一线的稳定，其控制运用之妙，远远胜过西方——并不是说西方没有，只是西方不如东方那么聪明罢了，且早就放弃了这种控制。

至于西方为什么放弃这种控制，以及我在前文提到”经济领域我认为是在减弱“，这是另一个文章，以后有空再说吧。

读史思考：控制的单线与双线

原作于2008-8-4 16:55

       标题控制，指的是行政主导者对整个社会、人的生活、政治经济等等各个领域或者单个领域的统治，这个行政主导者可以是政府、政府中的某个组成部分，或者类似 政府的组织——比如水浒里的好汉，山上的强盗，也可以是白金汉宫、紫禁城里的国王皇帝和他们的附属官僚们。这个控制的主体是分成单线与双线，单线指的是一 元领导，仅仅有一个最高的，唯一且排他的领导，这个体制可以是一个具体的统治——官僚（军事）集团，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具体的个人，双线指的是有一个或者一 个以上的领导，权力——权利的路径有两个甚至两个以上。排他性与否，是区别历史上单线与双线（甚至多线）的关键。那什么是排他性呢？要从中外各一句话说 起。

       中国的这句话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董仲舒开始，则是“
大一统”，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政府，绝大多数是排他性的，只允许一个政府拥有最高权利——或者“我”臣服别的政权，或者天下所有人和小朝廷、外部游牧民都臣 服于“我”。这种基因的表现就在于，中国历代政府很少会主动与自己无法征服的对象签订条约，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秦代与六国，汉 代与匈奴，一直到宋代的澶渊之盟，绍兴和议等等，签订条约的人大多是“卖国贼”、“汉奸”——比如秦桧，而只有你死我活的岳飞，不怕死人才是民族英雄。

        外的那句话是耶稣说的，马太福音22章21节，“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　神”，这就先天确立了双线控制的模式。其实比耶稣更早，古以色 列就有士师——国王的模式，先知撒母耳、拿单可以批评扫罗王和大卫王（见《旧约撒母耳记上、下》）。中世纪，皇帝（国王、沙皇、大公）等等世俗政权与教会 权利长期并存，虽然双方都曾试图吞并掉对方，但始终没有人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到了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大部分国家确立了三权分立模式，这不仅仅是双线，而是 三线了。因此西罗马之后，欧洲文明很习惯地能够容忍不同的平等权利主体——事实上，罗马本身也早已经一分为二，东西罗马主宰各自有“凯撒”“奥古斯都系 统。在罗马之后，欧洲再没有一个统一的完全的主宰，一直到今天。因此对欧洲来说，“平等”、“对话”、“共存”这些概念几乎就是与n个欧洲的大邦小国“与 生俱来”的。

        这是单线与双线模式一些粗略的史实，下面来分析其后果。从单线控制可以看出，因为只允许一个权力核心，那么，整个社会的任何方面都必须服从，其实是 彻底依附于这个核心。一旦这个核心（政权）崩溃，那么，依附其上的经济、文化等等社会生活各方面也必然崩溃。顾炎武曾经提高过“有亡国，有亡天下”的区 别，但在单线模式中——也就是顾炎武所在的中华文明中，亡国就是亡天下。中国统一王朝的末年，汉末、唐末、元末、明末、清末，无一不是政治军事极其混乱，经济崩溃，人民流离失所，思想文化发生巨大变革。单线帝国除中国外，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等政教合一国家，都有类似问题。一旦一个权力中心崩溃后，就发生巨大的动荡。

       但双线控制就相对比较稳定。在双线中的一条崩溃之后，另一条线索可以继续运作，为 前世保存一部分文明的要素。这个是双线比较优势的所在。比如，以色列公元前几百年亡国后，先知和祭祀们保留了犹太人的传统，到今天，拉比们仍然在传播犹太教。西罗马崩溃后，教会在西欧部分取代了罗马的职责，教士们传承着罗马的艺术和文明，东罗马同样起到了这个作用，为欧洲保存着文明的血脉，当君士坦丁堡被异教徒攻克后，东罗马保存着的自罗马时代而来的大量书籍由学者和官员带到了西欧，而这直接导致文艺复兴的发生。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是日本。日本在东亚是不多的“双线”国家。各个大名们打来打去，幕府也换了不止一次，但都不敢碰天皇，因此日本革命动荡始终不影响日本文明的传承，直到19世纪德川家让出政权，天皇主政，最终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实 权的天皇才算崩溃，重新虚君化。即便如此，日本仍旧是保留传统最多的亚洲国家之一，受各种旗号下“革命”的动荡之罪也最少。

       就哲学而言，“一”与“二”的差别远远大于“二”与“三”的差别。这或许也是二线控制下的文明向三权分立过度比较容易，而单一味道重一些的国家，比如中国、俄国之类，走向文明的道路比较艰难的道理。

（补充说明，本文所谓单线、双线都是相对而言，比如中国文明也有双线模式，只是相对欧洲 、日本不明显而已，东晋南朝王马共天下开始，皇族与世家贵族共治，因此东晋南北朝在结束的时候，也就是陈亡的时候没有发生多大动荡，但也正因为这双线模式，东晋南朝在之后朝代的评价都不高，从中国人历来的“政治正确”角度而言，倒也不意外）

过了二十年：从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说起

       苏联人，熟悉苏联的人，不会陌生这段马克思的典型修辞。马克思当时的观点是武器的批判不能替代批判的武器，反过来也一样，理论的改变不能代替暴力革命。事实上关于笔杆子和枪杆子的关系，更早的剃刀奥康姆就对某个威廉说过：“你用刀剑保护我，我用笔来保护你”。理论的合法性（合理性、正确性，right）和暴力的强大（或者说军事和其他物质力量，包括财富之类,might）必然具有关联，甚至有一定的互补性。

       但“互补性”是一个含混的词语，毕竟，估计没人会认为：暴力足以代表着正义。如果暴力就足以代表正义的话，那就不需要正义这个概念，只须代之以“胜利”就可以了——1938年的纳粹和1945年的纳粹是同一个纳粹，不会因为军事上的胜利和失败改变他们的正义与不正义。

       写到这里固然没有错，但其实只要多想一步，错误也就同时伴生。石崇比王恺富有，并不等于石崇有多聪明。纳粹比波兰强大，更不说明纳粹的正义。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的时候，苏联也没闲着——他们是德国的合伙人，唯一跟纳粹的区别在于，苏联在当时占领波兰的面积要小于德国，那么，如果说苏联比纳粹正义的话，那至少在波兰问题上，这是一种“五十步比百步正义”。或者说，苏联最后在所谓的“卫国战争”中战胜了纳粹，并成功地在波兰和其他国家建立了几十年的傀儡政府，那么就是“谁笑到最后谁就是正义”。

       荒谬到这里也许不可掩盖了，万幸，主耶稣在福音书上说“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甚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甚么量器量给你们“。苏联完蛋之后，或者说苏联暴力所不及的地方，苏联当是不正义的了——一无是处，在社会的各个方面。

      最终打赢了冷战的英语文明，占据了一切话语权。说英语的波普尔用20世纪物理学词汇和18世纪科学主义包装出来的怀疑论从苏联尚未诞生时候的马克思、黑格尔甚至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批判，你们都是骗人的，看，苏联完蛋了吧。（难怪苏格拉底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他刚好在柏拉图之前）。

      康德在纯批导言中曾经提到怀疑论和不可知论是知识领域的游牧民——如果说大卫休谟还是一种精致的经过基督教近代怀疑论，仿佛皈依了的日耳曼人那样，到了波普尔安兰德这里，粗鄙之气就是无神论的必然或者说必要衍生了。对他们来说，历史和知识已经完成了——结束了，需要开始一种新的（开放的，社会主义的，或者别的什么名字的）——一切就好像苏联曾经认为的那样。这其实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欧洲知识界或者说科学界的一种氛围——这种氛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苏联的一切秘密，也都蕴含在在其中。批判的武器，武器的批判，必须放在一个更大的尺度上进行考虑。否则，只会迷失在20世纪纷繁芜杂的“庐山”之中。或者服从或者拒斥武器的胜利，或者被依附于武器的批判的胜利（失败者）批判的武器所迷惑。研究苏联，必须掌控“武器的批判”对“批判的武器”有多大的影响。

       毕竟，整个20世纪只有1oo年，这100年中诞生的各种理论，无论多么眼花缭乱“影响深远”，其中绝大多数，就像曾经的诺斯底、法相唯识宗最终消失了一样。更何况，从马恩发表共产党宣言、进化论诞生到苏联的建立，甚至连100年都不到，而从马恩席卷全球，到现在沦为死狗，也不到200年。

过了二十年，我们想一会

       八一九政变，二十年。苏联解体，二十年。

       二十年，对历史而言其实很短，苏联的七十年寿数其实也并不算很长——他们的前辈——且帝国更辽阔的蒙元，尽管在文明程度上更低，国祚也超过苏联很多。但这两个国家/文明，无论从何种意义上，对中国的影响，也许都超过了之前几千年传统的总和。在今后，其流风遗韵，或者说遗祸流毒，更不是几十年几百年能肃清的——如果人类历史，还可能有那么长时间的话——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至少在几次柏林墙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人类历史终结，确实是一种非常切近的可能性。
 
      万幸，哈密吉多顿至少到现在还没有来，苏联已经完了。二十年之后，苏联快被人遗忘，对很多受到苏联影响——甚至没有苏联都不会出生的人、被设定为成长为非苏联的苏联人也许根本不知道这个两个字什么意思，意味着什么。正因如此，不断反思苏联，拒绝遗忘苏联，才在二十年之后，必要。

       过了二十年，我们想一会。


      不是序的序，一篇篇慢慢来吧。

时间开始了吗？

     熟悉共产语境的人也许都听过类似这样一个故事。十月革命后，列宁说：“同志们，我们要吊死所有的资本家。”某人问：“好啊，列宁同志，可我们没那么多绳子怎么办？”列宁回答：“放心吧，他们会卖给我们的！”如果不想让这个笑话成为卡桑德拉的预言，那自由世界真的应该做些什么了。

终结时代的杀戮

  读金春峰《汉代思想史》，董仲舒力推春秋公羊之后，汉武一改文景宽容政策，把涉嫌谋反的用杀戮而不是其他刑法来对待原淮南王的儿子，新淮南王刘安，相关数千人一并杀戮。董的学生以春秋断狱，“上下公卿治，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受重诛。”这场杀戮，是秦迁六国大族的一系列行为中的最后几个中的一个。战国时代的分裂再无可能。秦汉易代，六国贵族及其附庸——孟尝信陵养士所形成的各种相关力量最终被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经学士族。但杀戮的故事并未就此终结。

二世之乱续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中国有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在中文语境中当虚指的时候，一般表示多，其实中文里虚指表示多的数目字有很多，三是，四、六、八、九、十、百等等都是，为什么用三十年呢？

      除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还有一句话跟三有关：“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可能是典出孟子吧，孟子原文说的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郑玄的注说是三世。其实三世五世都只是经学需要，而我之所以偏向郑玄，是因为民间还有一句话：“富不过三代”。

      富不过三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君子之恩三世而斩。这三句话都跟三有关，但如果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三十年并非一个完全的虚数，多少与实际情况有关。

      请大家先读上篇《二世之乱》的第一集，然后再读本篇全文。
 

二世之乱（第一）

（原作于2008-9-23，稍微修改过一点）

    为什么秦二世而亡？为什么刘邦死后诸吕篡权？为什么有玄武门之变？为什么毛死后一个月，遗孀被捕？
    中国历史的“二世之乱”，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

读史思考：中国政府的传统与变革

（原作2008-6-22 ）

 前几天在书店里乱翻，居然发现费正清的《中国：传统与变革》又出了一版，装帧更漂亮了， 颇为欣慰。回到家里，把自己的大学时候读的那本翻出来，也算温故知新吧。费正清的书，讲的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变，虽然不那么厚，那讲的面非常广，大 家自己可以品读，无须我赘言。我想到下面之后，写下这篇东西，只是今番读了之后，联系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的感想。也就是政府，或者说中国政府在传统与 变革之间的两个细节——兲朝，作为王朝与政府的合法性与农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