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思考：控制的单线与双线

原作于2008-8-4 16:55

       标题控制，指的是行政主导者对整个社会、人的生活、政治经济等等各个领域或者单个领域的统治，这个行政主导者可以是政府、政府中的某个组成部分，或者类似 政府的组织——比如水浒里的好汉，山上的强盗，也可以是白金汉宫、紫禁城里的国王皇帝和他们的附属官僚们。这个控制的主体是分成单线与双线，单线指的是一 元领导，仅仅有一个最高的，唯一且排他的领导，这个体制可以是一个具体的统治——官僚（军事）集团，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具体的个人，双线指的是有一个或者一 个以上的领导，权力——权利的路径有两个甚至两个以上。排他性与否，是区别历史上单线与双线（甚至多线）的关键。那什么是排他性呢？要从中外各一句话说 起。

       中国的这句话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董仲舒开始，则是“
大一统”，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政府，绝大多数是排他性的，只允许一个政府拥有最高权利——或者“我”臣服别的政权，或者天下所有人和小朝廷、外部游牧民都臣 服于“我”。这种基因的表现就在于，中国历代政府很少会主动与自己无法征服的对象签订条约，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秦代与六国，汉 代与匈奴，一直到宋代的澶渊之盟，绍兴和议等等，签订条约的人大多是“卖国贼”、“汉奸”——比如秦桧，而只有你死我活的岳飞，不怕死人才是民族英雄。

        外的那句话是耶稣说的，马太福音22章21节，“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　神”，这就先天确立了双线控制的模式。其实比耶稣更早，古以色 列就有士师——国王的模式，先知撒母耳、拿单可以批评扫罗王和大卫王（见《旧约撒母耳记上、下》）。中世纪，皇帝（国王、沙皇、大公）等等世俗政权与教会 权利长期并存，虽然双方都曾试图吞并掉对方，但始终没有人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到了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大部分国家确立了三权分立模式，这不仅仅是双线，而是 三线了。因此西罗马之后，欧洲文明很习惯地能够容忍不同的平等权利主体——事实上，罗马本身也早已经一分为二，东西罗马主宰各自有“凯撒”“奥古斯都系 统。在罗马之后，欧洲再没有一个统一的完全的主宰，一直到今天。因此对欧洲来说，“平等”、“对话”、“共存”这些概念几乎就是与n个欧洲的大邦小国“与 生俱来”的。

        这是单线与双线模式一些粗略的史实，下面来分析其后果。从单线控制可以看出，因为只允许一个权力核心，那么，整个社会的任何方面都必须服从，其实是 彻底依附于这个核心。一旦这个核心（政权）崩溃，那么，依附其上的经济、文化等等社会生活各方面也必然崩溃。顾炎武曾经提高过“有亡国，有亡天下”的区 别，但在单线模式中——也就是顾炎武所在的中华文明中，亡国就是亡天下。中国统一王朝的末年，汉末、唐末、元末、明末、清末，无一不是政治军事极其混乱，经济崩溃，人民流离失所，思想文化发生巨大变革。单线帝国除中国外，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等政教合一国家，都有类似问题。一旦一个权力中心崩溃后，就发生巨大的动荡。

       但双线控制就相对比较稳定。在双线中的一条崩溃之后，另一条线索可以继续运作，为 前世保存一部分文明的要素。这个是双线比较优势的所在。比如，以色列公元前几百年亡国后，先知和祭祀们保留了犹太人的传统，到今天，拉比们仍然在传播犹太教。西罗马崩溃后，教会在西欧部分取代了罗马的职责，教士们传承着罗马的艺术和文明，东罗马同样起到了这个作用，为欧洲保存着文明的血脉，当君士坦丁堡被异教徒攻克后，东罗马保存着的自罗马时代而来的大量书籍由学者和官员带到了西欧，而这直接导致文艺复兴的发生。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是日本。日本在东亚是不多的“双线”国家。各个大名们打来打去，幕府也换了不止一次，但都不敢碰天皇，因此日本革命动荡始终不影响日本文明的传承，直到19世纪德川家让出政权，天皇主政，最终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实 权的天皇才算崩溃，重新虚君化。即便如此，日本仍旧是保留传统最多的亚洲国家之一，受各种旗号下“革命”的动荡之罪也最少。

       就哲学而言，“一”与“二”的差别远远大于“二”与“三”的差别。这或许也是二线控制下的文明向三权分立过度比较容易，而单一味道重一些的国家，比如中国、俄国之类，走向文明的道路比较艰难的道理。

（补充说明，本文所谓单线、双线都是相对而言，比如中国文明也有双线模式，只是相对欧洲 、日本不明显而已，东晋南朝王马共天下开始，皇族与世家贵族共治，因此东晋南北朝在结束的时候，也就是陈亡的时候没有发生多大动荡，但也正因为这双线模式，东晋南朝在之后朝代的评价都不高，从中国人历来的“政治正确”角度而言，倒也不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