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思考：中国政府的传统与变革

（原作2008-6-22 ）

 前几天在书店里乱翻，居然发现费正清的《中国：传统与变革》又出了一版，装帧更漂亮了， 颇为欣慰。回到家里，把自己的大学时候读的那本翻出来，也算温故知新吧。费正清的书，讲的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变，虽然不那么厚，那讲的面非常广，大 家自己可以品读，无须我赘言。我想到下面之后，写下这篇东西，只是今番读了之后，联系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的感想。也就是政府，或者说中国政府在传统与 变革之间的两个细节——兲朝，作为王朝与政府的合法性与农业的关系。










前几天在书店里乱翻，居然发现费正清的《中国：传统与变革》又出了一版，装帧更漂亮了，颇为欣慰。回到家里，把自己的大学时候读的那本翻出来，也算温故知新吧。费正清的书，讲的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变，虽然不那么厚，那讲的面非常广，大家自己可以品读，无须我赘言。我想到下面之后，写下这篇东西，只是今番读了之后，联系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的感想。也就是政府，或者说中国政府在传统与变革之间的两个细节——兲朝，作为王朝与政府的合法性与农业的关系。

第一个细节是政府的合法性。
从理论角度来说，传统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来源在于“天命”，其具体的理论之一就是"五行"。五行在战国和西汉的时候，分别有五行相胜和五行相生两套体系。五行相胜是土木金火水，而相生则是土金水木火。比如汉朝，在汉初是沿用水德，但到了西汉后期，由于“相生”理论占优势，就成为代替周朝木的火。汉代后，认为火生土，所以三国里面有所谓“咸阳火德衰”以及“代汉者，当塗高”的说法。西汉末的王莽，东汉末的袁术、曹魏，都自以为是土德。曹丕、刘备、孙权称帝前，都有黄龙——黄，是土的颜色。并不是说这些说法如何科学、严密，但在传统中国的语境中，这是天命所在，也就是政权自身的合法性所在。类似的，汉高祖斩蛇起义，野地的狐狸叫出“大楚兴，陈胜王”，元代末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之类，甚至太平天国，都有用神灵、天意作为合法性基础。但五行说在元代以后其实就不怎么流行了，在衰退中。

在实践上，政府的合法性在与百姓、官僚——尤其是文官等认同皇帝作为帝国命运的合法继承人，或者说，“天子”本身就是作为宗教领袖与政治领袖的合一。皇帝，或者说，周以来的天子吧，成为国家宗教仪式的最高祭司，这些宗教活动中，有当代人比较熟悉的封禅，也有孔子”不欲观之矣“的”禘“，等等。同样，天子及其附属——包括皇族、后宫、外戚以及各级各地的官员，在天上都有对应的星辰，各种天灾也意味着上天对儿子的教导，历代皇帝的“罪己诏”中，由“天灾"引发的也是最多的。

这个是传统中国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也就是天子在作为现实中的最高领袖同时，也必须作为信仰的双重最高领袖。

第二个传统是农业社会。
农业，亚细亚生产方式，治水社会，具体定义名称可能各有分别，但无论怎样，都难以否认农业对中国传统政府的影响。联系到政府在理论上的合法性，天子其实同样是与农业最密切相关的天子——”社稷“两个字太完美了，”社稷“同时以为这农业和宗教——社是土神，稷则是谷神。鲁迅让阿Q栖身的“土谷祠”，其实也就是社稷的意象。农民需要有一个作为宗教领袖、正义象征的中国皇帝，给他们带来风调雨顺，提高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比如，皇帝每年春天都要进行的春耕仪式，提倡“重农”、“务本”的意识形态。

从实践上，哥萨克人热爱沙皇，就像农民热爱中国皇帝一样。皇帝不直接与农民发生关系，所有皇帝与农民的接触都是象征性的，与农民接触的是各级，尤其是基层官吏。农业生产分散、不可预见性大。这就决定了农民没有组织——就好像列宁还是谁说的“土豆”。“天高皇帝远”，这句话道出了中国农民的心声，因此农民遭遇的大部分困境，都是贪官给他们的，而皇帝至多被蒙蔽而已，水浒里面“替天行道”，最终成了替天子行道，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和善良沙皇与邪恶谋士的故事一样。同样，作为忠诚的回报，减免农民税赋的也只是皇帝，小农们让自己的儿子读书考试，也是考忠诚于皇帝的教材。

以上，是传统中国的两个最重要的细节。但在近代，这两个细节都面临变革。

先说合法性基础。

作为宗教领袖的合法性基础，在近代遇到了最大的挑战——首先是清政府自身面临“华夷”问题的挑战。孙中山用近乎现代的“民族主义”来改革传统的“华夷”，并驱逐了满洲政府。但问题随之而来，孙中山从来没有真正成为过传统模式下的“天子”。一方面，孙中山很少有实权，作为实践上的领袖，而孙的三民主义或其他“主义”，始终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达成一种新意识形态的共识。再加上孙的去世，三民主义自然就消亡了，只是孙的后继者们相互打架和斗嘴的口号。蒋介石和他的儿子，把合法性逐渐换成西方的“民主”，在台湾，传统中国总算完成了向现代的转变。但在海峡另一边，精通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的毛则主动选择回到传统的基础。尽管那个“天命”带有德国和俄国字眼，但毛仍然习惯于传统政府的模式，把自己作为农民的皇帝，一方面继续按照传统中国的模式压榨农民，一方面则在政治上提高农民的地位，打击其余日益不听话的阶层——包括官僚、工人、知识分子等。在毛之后，合法性如亨廷顿在《第三波》之中提到的，把经济发展作为合法性基础。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经济不可能永远增长，一旦出问题，这个合法性基础就会被动摇。另一方面，传统政府在向经济政府的转变中，必然产生巨大的不适应，更危险的是，经济本身就是导致传统政府崩溃的重要力量——从瓶子里召唤出来的魔鬼，在完成三个或者几个心愿之后，并不愿意回到瓶子里去。

在提到毛抬高农民而打击其他阶层的时候，其实已经涉及到第二个传统与变革的问题，农业政府的转变。从亚当跟她老婆在园子里采果子吃，人类的产业就开始了，各产业大抵经历如下阶段，采集业——畜牧业——种植业——手工业——大工业——金融业。中国的传统政府是专业控制种植业和手工业之间的政府，如果遇到比手工业更复杂的大工业，那么，传统政府只有一种模式可以来管理，就是军队模式。或者说，传统政府只会两种模式，一种，是分散经营的农业，确切的说是小农模式，没有组织，另一种，是命令与服从的军队模式。这是传统政府唯一适应的两种模式。分散的农民无法对政府产生威胁，而军队则是政府的根本依靠——虽然有时候会反叛——但政府永远只有这两种模式，整个帝国的意识形态、管理方式，仅仅在于这两种。 即便到了近代的太平天国，也曾经把各种工匠编派成xx营，就是这样的概念。相反，由于半自由企业——即便是所谓的官办企业，类似江南制造局那样，最终也成为帝国政府尾大不掉的体制内的“异数”，成为东南互保——也就是清代灭亡关键一环的成因。

辛亥革命后，中国工业、金融的力量不断增长。但孙中山没有控制多少企业和银行，蒋与江浙财团的合作促进了蒋在kmt内部的胜利，蒋最后利用抗战和抗战胜利后的接受控制了金融、工业，但由于金融、军事上互相作用的失利退出大陆，直到其儿子完成最终的西化。在大陆战胜蒋的人，看到工业、金融中潜藏的巨大的力量，但艳羡工业力量带来的军事实力。在毛的蓝图中，对工业、金融的管理和控制，仍然是传统帝国的军队模式——虽然其中加入了一些苏联元素——但绝对控制力仍然是最先考虑的因素。在毛之后的改革，邓放松了控制，用眼前的巨大利益换取了忠诚，政治不变，但经济放开，到了90年之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就是说，产业自身的力量已经不在中央的控制下，相反，中央里充斥着为企业说话的人——回到本文写的背景，就是我最近联想到，xx在差不多10天的时间内，一方面宣布油价不涨，而10天后就作了最大的提价，以及东海石油方面的事情。

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或许现在到了一个临界点了，至少，离开质变的临界点，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