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10日星期四

农民工:阶级与阶级意识的诞生

     这一刻,农民工作为一个阶级,获得了自己的阶级意识,成为了自在自为的存在,实体也就是主体。

(声明:我不喜欢农民工这个词,只是顺从可能存在的读者的习惯,我更偏向于“新工人阶级”,以区别于毛时代遗存下来的那个)





看到了一个好的趋势:罢工在延续。
根据未必可靠也未必完整的报道:日资的本田汽车(三家)、台资企业统宝光电上海厂、江西省九江的台资企业思麦博运动器材公司、日商兄弟缝纫机厂、江苏省昆山台资企业书元机械企业有限公司等等,甚至非沿海的地区都有相关事件发生。

这一代闹事的工人与20年前的工人不同。

在20或者30年前,中国的工人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城市户口,拥有先天政治优势,毛泽东和更早时代流传下来的共产意识形态下的“工人阶级”。在毛泽东时代,这个阶级及其精英与军人一起,共同成为这个国家统治集团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统治——官僚集团中一部分人从中而出,产业工人是其后备军。第二部分,才是临时雇佣的、非终身的,作为补充的务工的农民。他们是现在这个新工人阶级的父辈。这个阶级,从小到大,逐渐成型中。

但30年前开始的规模越来越大农民进城运动改变了阶级力量对比。

廉价的的农民进城,逐渐大规模替代毛时代的工人阶级,与此同时,官僚精英也放弃了城市的工人,与新兴的商人、知识阶层联合,控制了上层——把大学生作为其后备军。这样,老毛时代的工人阶级的上升通道逐渐被堵死,下面的经济基础又被农民工挖了墙角。最终的结果,就是老工人阶级彻底失去发言权,在89屠杀(及相伴的制裁)与90年代的宏观调控,亚洲经济危机几次大规模的下岗潮中,毛时代的工人阶级(或者说集团)彻底被清洗——随着年龄的老化,他们也逐渐开始拿到自己的退休金,寄希望于他们读大学或者已经毕业的孩子。

但不可否认,作为毛时代工人阶级的直接继承人,在2000年之后,央企、各省市国企仍然存有一个非农民工的工人阶级。但他们在更大情况下,或者与官僚阶层合流,或者下降到农民工的境地,或者仅仅是作为技术管理人员与外企白领类似。人数下降,伴随着自我认同的迁移,最终会导致他们完全成为其他阶层的成员。

2001年,911,入WTO。这个是中国改革终结时代的开始。廉价的农民工最终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与主要受害者。作为主力军,他们是出口工业最大的劳动力提供者,中国制造的实际制造人,作为受害者,他们一方面是在农村被征地与各种农村基层政权征税的对象,同时又在城市里受歧视,被管制,超强度缺缺少保障的条件下劳动。农民工,或者说,新工人阶级的上升通道几乎是被堵死的——尽管间或有几个例外——因此他们并不能,或者说很少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

这个阶级,从诞生以来,就很少有自己的意识。他们的父辈,即使是在工厂里的时候,也认为自己是农民,农民不仅仅是一种身份,还是一种自我认同。但对他们来说,他们只认同自己是农民工,而不认同自己是农民,农民仅仅是曾经或者正在阻碍他们获得更多利益的一种被强加的身份、标签。

在这个时候,阶级意识的火花被亮点了。意识诞生的逻辑:首先,他们确认自己不属于农村,想摆脱农村,于是来到城市;第二,城市需要暂住证,被警察、居委干部、本地人欺压,也几乎没有在城市被认同的可能;第三步,他们认识到,自己不同于任何城里的,或者农村的人,他们自我意识就这样确立了。

在自我意识确立必然自我组织的过程相伴随——原先那些城里人,非他们自我的工会、企业,就作为一个他者成为自我的对象。具体而言,那些所谓的工会、企业主和主管们,甚至租房的房东,鄙视他们的白领,都成为他们确认自我存在而必须的“他者”。那么,从自身中剔除他者,消除他者的利益也就顺理成章,而与共同阶级成员(也就是阶级兄弟)的联络同样重要起来。

共同的利益基础,共同的自我认知,共同的他者,这几个“共同”在大部分情况下说的是同一件事情。这样,这个新阶级就诞生了。

回到开头,罢工、工潮只是这个新阶级诞生的第一声或者第二声啼哭,更多的事情还在后面——如果他们能够保持自己人数的话。这个阶级如果需要更多话语权,那么,更大的组织形式是获得更大影响力的必要条件。这就需要一定的知识与信息传播方面的配合——在网络时代,这对他们会是个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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